臣顷闻朝廷议罢回河，来年当用役兵开河分水，臣以为天下财赋匮竭，河朔灾伤之后，民力未复，未堪此役，辄奏言不便。既而采察众议，闻河北转运使谢卿材到阙，昌言于朝曰：「黄河自小吴决口，乘高注下，水势奔快。上流堤坊无复决怒之患，而下流湍驶行于地中，日益深浚。朝廷若以河事付臣，臣请不役一夫，不费一金，十年之间，保无河患」。大臣以其异己，罢归本任，而使王孝先、俞瑾、张景先三人重画回河之计。三人利在回河，虽言其便而亦知其难成，故于议状之末复言：「若将来河势变移，乞免修河官吏责罚」。都下汹汹，传笑以为口实。盖回河之非，断可知矣。然近日复闻内批降付三省，如云「若河流不复故道，终为河朔之患」。外廷疏远，不知此说信否？然众心忧惧，深恐群臣由此观望，不敢正言得失。臣职在财赋，忧责至深，不敢畏避诛戮，愿毕陈其说。方今回河之策，中外讲之熟矣。虽大臣固执，亦心知其非，无以藉口矣。独有边防一说，事系安危，可以竦动上下，伸其曲说。陛下深居九重，群言不得尽达，是以迟迟不决耳。昔真宗皇帝亲征澶渊，拒破契丹，因其败亡，与结欢好。自是以来，河朔不见兵革几百年矣。陛下试思之，此岂独黄河之功哉？昔石晋之败，黄河非不在东。而祥符以来，非独河南无虏忧，河北亦自无兵患。由此观之，交接夷狄，顾德政何如耳。未闻逆天地之性，引趋下之河，升积高之地，兴莫大之役，冀不可成之功，以为设险之计者也。昔李垂、孙民先等号知河事，尝建言乞导河西行，复禹旧迹。以为河水自西山水流，东赴海口，河北诸州尽在河南。平日契丹之忧，遂可无虑。今者天祚中国，不因人力，河自西行，正合昔人之策。自今以往，北岸决溢，渐及虏境。虽使异日河复北徙，则虏地日蹙，吾土日纾，其为忧患正在契丹耳。而大臣过计，以为中国之惧，遂欲罄竭民力，导河东流。其为契丹谋则多，为朝廷虑则疏矣。议者或谓河入虏境，彼或造舟为梁，长驱南牧，非国之利。臣闻契丹长技在鞍马，舟楫之利固非所能。且跨河系桥，当先两岸进筑马头；及伐木为船，其功不细。契丹物力寡弱，势必不能。就使能之，今两界修筑城栅比旧小增，辄移文诘问，必毁而后已。岂有坐视大役，而不能出力止之乎？假设虏中遂成此桥，黄河上流尽在吾地。若沿河州郡多作战舰，养兵聚粮，顺流而下，则长艘巨缆，可以一炬而尽。形格势禁，彼将自止矣。臣窃怪元老大臣，久更事任，而力陈此说，意其谋已出口，重于改过，而假此不测之忧，以取必于朝廷耳。不然岂肯于天下困弊、河朔灾伤之后，役数十万夫，费数千万物料，而为此万无一成之功哉？夫大役既兴，势不中止，预约功料有少无多。官不独办，必行科配。官出其一，民出数倍。公私费耗，必有不可胜言者矣。茍民力穷竭，事变之出，不可复知。饥饿相逼，必为盗贼。昔秦筑长城以备胡，城既成而民叛。今欲回大河以设崄，臣恐河不可回，而民劳变生，其计又出秦下。异日虽欲悔之，不可得也。陛下数年以来，休养民物，如恐伤之。今河已安流，契丹无变，而强生疮痏以扰之，非计之得也。故臣愿陛下断之于心，罢此大役，唯留神察之。自河决小吴，于今九年，不为不久矣。然虏情恭顺，与事祖宗无异。陛下诚重违大臣，姑复以三年观之。事久情见，大臣之言与天下之公议，可以坐而察也。臣不胜区区忧国之诚，干犯斧钺，死无所避。取进止。

〔贴黄〕朝廷虽已遣范百禄、赵君锡出按回河利害，然大臣方持其议，事势甚重，中外谁不观望风旨？百禄等虽近侍要官，臣不敢保其不为身谋，能以实告也。故不避再渎，复为此奏，非陛下断之于心，天下之忧未知所底也。

右，臣伏见元丰四年五月，河决小吴。六月三日，神宗皇帝诏旨，更不修闭决口。至十二月，又宣谕辅臣曰：「以道治水，无违其性」。其诏书及圣语已书于《实录》，谨节录进呈。恭惟先帝聪明睿智，穷神烛理，不出九重，而洞知河之利害，断以圣意，如亲临睹。虽神禹复生，亦不过此，所以终先帝之世，人莫敢轻议。河行大吴，今已九年。自元丰八年以来，议者乃有异同，朝廷疑惑，故前遣李常、冯宗道，后又遣臣叔百禄、赵君锡案视，皆言无可塞之理，即用北流为便。士大夫亦言不可塞者十有九，可谓众矣。昔尧之时，洪水滔天，尧咨四岳，谁可治水者，四岳皆荐鲧。尧知鲧不可用，曰：「吁，咈哉！方命圮族」。言其为人狠戾，必不能顺五行之性也。四岳皆曰：「试之」。尧乃命鲧治水，九载而功不成。夫尧既知鲧不可用，然而勉从四岳者何也？稽于众，舍己从人也。虽勉从四岳，然鲧治水果无成功，卒如尧之言。夫以尧之圣，知鲧不可用，然犹舍己以从人，而况执政大臣出一言，而欲天下莫之敢违乎？夫河为四渎之宗，万水所会，自大禹患其难治。然禹所以能治之者，顺水之性而已。汉武帝时，河决瓠子，使汲黯、郑当时兴人徒塞之，辄复坏。武帝好神仙，时方忧河决，方士言曰：「黄金可成，而河决可塞，不死之药可得，仙人可致也」。此四者皆武帝所欲而不能得，故方士以此说之，至以塞决河比求神仙及长生，其难可知也。自是以后二十馀年，不复塞。武帝既封禅，巡祭山川，因祠太山，还至瓠子，自临决河，沈白马玉璧，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填决河。帝悼功之不成，作《瓠子之歌》，乃卒塞之，名曰「宣防」，其难亦至矣。昨朝廷使李伟分导大河入孙村口，归故道，以解下流之患，遂命伟专管勾疏导二股河。臣窃详李伟止因开沙河直堤第三铺口，放涨水入孙村口，强名之为二股，水落当复如故。其理必难久行。就使大河能成二股，则东西两流占地愈多，所备益广，堤防之费自倍。先朝亦尝为二股，而终不成者，河之大势必归于一故也。而李伟因此乃欲以塞宗城决口，及移深州之费回夺大河复归故道，希合执政，无所忌惮，敢肆大言，以罔朝廷。朝廷更不博谋于众，即依伟奏，置都提举修河司；亦未尝审问吴安持可与不可，即令与范子奇同提举。安持既开直堤第四铺口，而第七铺危急。观安持奏，自八月八日救护，至二十八日，日数不为不多；用梢草等百万，物料不为不丰；调急夫至六七千，人力不为不至；官吏自夜达旦，不为不勤。埽緷愈危，随即垫去，甚于漏卮，何时穷已，终不能守。而直堤自溃决百馀步，今才开一铺，而河势变移，人意已不能测，功役已不为小。安持所奏，已执两端，将来闭塞北流，何止万倍于此。若其无成，岂肯任责？又闻范子奇争言河不可回，朝廷已令分析。昨谢卿材奏，乞兼领河事，制置一年，必使国用不加费，民力不加劳，河清住招，物料住买，水行地中，冀不决溢，河滩之地，渐可耕垦。自来春，府界、京东不销调夫，亦免科出夫钱。又乞赴阙禀议河事。自河决以来，监司未尝肯任咎责，独卿材所奏如此，朝廷何不且试之一年，若其无成，显行黜责。如此，则谁不尽力，孰敢妄言？而尚书省批令先具措置利害闻奏，不令赴阙。昨先移卿材河东，及复置修河司，而改用范子奇，意谓子奇必不敢违耳。然子奇亦明言不可者，岂固欲违朝廷哉？子奇久任河北，必亦知其可与不可也。臣窃见去年初遣二使之时，大臣方且力争，或曰可塞，或曰不可。今言不可者已罢免，所以庙堂无异议之人，止用一李伟之言，暴然复兴此役，用物料，发急夫，调兵，已不为少。凡河役一起，则公私遂空，将来聚十万兵夫，不唯穷困河北一路生灵，京东、京西亦皆震扰，人民离散，盗贼并兴，国之大忧，或在于此。今河去北京止十五馀里，若进马头，迫蹙河水，则其势不可测知，脱有疏虞，北京将何以捍禦？当此之时，虽诛李伟辈，不足以谢天下生灵，陛下悔之何及？夫河不可塞，在理甚明，稽之帝尧，则当从众，验之神禹，则当顺下，质之先帝，诏书具存。陛下昨欲遣使之时，先已降诏，恐人有观望之意，复追改之。此乃陛下以大公为心，无所专主，不轻河事，慎之至也。及二使还奏，大臣论议犹不能一，独陛下圣意主张，遂罢修河司，数路之人，方稍休息，中外无不以为至当。今才历三时，复为回河之役。先帝既以为不可，陛下又以为不可，而执政耻其前言之失，必欲遂非，不复顾天下之安危，生民之休戚，妄举大役，轻动大众。河本无事，而人强扰之，臣不知执政以何为词？必以北流有决溢之害也，夫夏秋之际，百川皆涨，非独大河。河中、河阳，两山之间，犹时有决溢，况于河北？河出平地，无所扼束而北流，堤防未理，水性趋下，安得全不为患也？今秋水潦多于常年，如昨颍昌水入城郭，陈蔡亦有水灾，岂由河不复故道乎？熙宁中河决曹村，东南注钜野，与汉武帝时瓠子正同。河决而南，不可不塞，故大兴人徒塞之。然曹村之役，人力已无所施，一夕河自退背，灵平乃成，故议者以为天助，非人功也。祖宗时，王楚、横垄、商胡皆不可塞，非不欲塞也，势不可回也。先帝知其如此，及河决而北，遂不复闭。盖幸其北去，无南决逼近都邑之患，而河薄西山，稍近禹之故道。李垂、孙民先尝欲导河使之北流，当时议者但以功费太大，力不能为而已。今河自行其地，此乃天意，非人事也。夫河者天地之气，气之所向，谁能禦之？今东行故道已高，借使能以人力开之至海，终不能使水自下升高。自大禹以来，未闻用人功开土渠，而引大河行其中者。今不以人意顺水，而法使水随人意，此乃鲧堙洪水、汩陈五行之失也。元丰中，范子渊为武济之役，欲横绝大河，费国财，害人命，不可胜计，京西之人恨不食子渊之肉。及其败事，奸臣党庇，止夺一官，陛下嗣位，方加贬责。今欲塞北流，与子渊何以异？校其劳费与其为害，又非武济之比也。夫水官欲兴河役，正如边臣欲生边事，官员使臣利于功赏俸给，吏胥主典利于官物浩大，得为奸倖，豪民利于贵售梢草，濒河之人利于聚众营为。凡言回河之利者，率皆此辈，非为国家计也。且以国家今日事力，何如汉武帝与先帝之时？以汉武帝之雄材，先帝之神武，皆以塞河为难，而今日执政容易为之，此臣所不敢信也。假使有可回之理，可塞之势，方今国用虚乏，民力困敝，朝廷唯宜安静，犹当省费息民，况必无可回之理乎？又有言北流之害者，或曰淤塘泺，或曰河入北界则失中国之险，此皆私忧过计也。塘水不依原法已久，非缘河决而后淤浅。今河入界河，日益深阔，东流几二百里，乃入于海。昔以界河为阻，今以大河为限，其为天险，岂有过于此者乎？汉武帝时，齐人延年上书，请案图书，观地形，令水工开大河上岭，出之匈奴，东注之海，可以省堤防备塞、士卒转输、匈奴侵盗、覆军杀将、暴骨原野之患。天下常备匈奴而不忧百越者，以其水绝壤断也。此功一成，万世大利。武帝壮之，诏报曰：「延年计议甚深，然河乃大禹所道也。圣人作事，为万世功，通于神明，恐难改更」。夫延年犹欲决河以灌匈奴，武帝以其非禹迹，故不为也。今设使河入北界，此乃天送祸于契丹也。彼河入百里，则失百里之地，入二百里，则失二百里之地。河之所在，国之灾也，何利于我，而必欲专之？议者又以为恐虏渡河入寇，此又私忧过计也。今河上流自西夏经北胡乃入中国，自古未有戎狄以舟师入寇者也，况其居下流乎？若北虏能以舟楫与中国校胜，此则书契以来未之闻也。假使东流成功，北流退为平陆，臣不知朝廷能聚兵于北境，浚塘水而修界河乎？凡以北朝为说者，皆以妄言恐朝廷，望陛下拒绝勿听而已。自古欲举大事，动大众，必先尽天下之言，不恶异同之论，使人人各伸所见，而后利害是非出焉。至于治河，必委忠实可信之人，其论议必断以经术，非专用贪利邀功之人也。汉武帝使汲黯、郑当时塞瓠子，犹复坏。成帝时，平当以经明《禹贡》，使行河，领河堤。今乃欲望大禹之功于王孝先、李伟之徒，不亦难乎？陛下凡两遣使行河，执政皆不以为信，而独信一李伟，轻犯大河，与讨伐西北二虏无异。其费无有限极，国财民命委于洪流，比之边事，尤不可计，而朝廷晏然为之，此臣之所大惑也。臣愚伏望陛下明谕大臣，博采群言，息意回河，勿轻动众。无以有限之财力，生民之性命，填不测之巨壑。勿为无穷之役，兴无涯之费，以徇一言之失，而望必不可成之功。罢都提举修河司，散遣官吏兵夫，以弭将然之患。其北流决溢，随宜救护，委外都水使者自来春为始，亟理堤防，仍速行相度修闭诸处决口。臣自闻复置修河司指挥，即欲建言，缘臣叔百禄尝被使指，言出臣口，理亦有嫌，是以踌躇，至于阅月。今中外讻讻，皆言不便，臣有言责，当陛下耳目之任，若避嫌缄嘿，坐观国事有误，则臣之罪大矣，陛下亦何赖焉？是以冒昧竭尽其诚，唯陛下深察。臣无任恳悃激切之至。

详垂所述，颇为周悉。所言起滑台而下，派之为六，则沿流就下，湍急难制，恐水势聚而为一，不能各依所导。必成六派，则是更增六处河口，悠久难于堤防；亦虑入滹沱、漳河，渐至二水淤塞，益为民患。又筑堤七百里，役夫二十一万七千，且久阅时日，侵占民田，颇为烦费。其书并图虽兴行匪易，而博洽可奖，望送史馆。

《洪范》五行，一曰水。其浸为海，其发源注海为江、河、淮、济，实惟四渎，而河为四渎宗。三王之祭川，所以先河而后海，为务本者也。岷山导江，导淮自桐柏，导沇水东流为济，其道里近。而导河积石，其道里远，且源壮而流激，故禹治四渎，功施于河为多。积石去中国既远，过此人罕至，至荒忽不可知。若《山海经》、《穆天子传》、《水经》，杂传记之说，概曰：河出昆崙墟。昆崙墟高万一千里，为地之中，而河出其东北陬。其上醴泉、华亭，多奇物，草木、鸟兽，尤不可考。至言河上通汉，见于牵牛客星之占。而《山海经》又有敦梦之山者，敦梦之水出焉，而东流注于泑泽，河水之所潜也，其源浑浑泡泡。郭璞说泑泽盖盐泽，盐泽去玉门阳关才三百馀里，安取昆崙墟乎？然《山海经》自汉儒说皆以为禹书，其所记如此。虽《尔雅》亦曰：「河出昆崙墟，色白，并渠千七百，一川色黄」。太史公、班固皆以谓《禹本纪》言河出昆崙山，昆崙山高二千五百馀里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。自张骞使大夏、穷河源之后，恶睹所谓昆崙者哉？故言九州山川，《尚书》近之。今所论亦本《禹贡》导河积石及《周礼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载河所经，与后世堤防人事，迄于宋兴，使有考焉。《禹贡》：天下之州九，而河所道者四，曰雍、豫、兖、冀。孔安国说，冀以尧都，不言境。西距黑水，东据河，有州曰雍，故曰「黑水西河惟雍州」。西南距荆山，北距河，有州曰豫，故曰「荆河惟豫州」。东南据济，西北距河，有州曰兖，故曰「济河惟兖州」。雍州云西河，自西河以西也。豫州云荆河，自南河以南也。兖州云济河，自东河以东也。然则西河之东距雍、南河之北距豫、东河之西距兖，为冀州可知矣。故《职方氏》正西曰雍州，而《释地》河西曰雍州。《职方氏》河南曰豫州，而《释地》亦曰河南曰豫州。《职方氏》河东曰兖州，而《释地》济河间曰兖州。《职方氏》河内曰冀州，而《释地》两河间曰冀州。雍州以其自西河而西，故或曰正西，或曰河西。豫州以其自南河而南，故皆曰河南。兖州以其自东河而东，故或曰河东、或曰济河间。冀州以其距雍、豫、兖为境，故或曰河南，或曰两河间。而雍州言正西不言河者，则以在成周雒邑为正西也。自《禹贡》、《职方氏》以考《尔雅》，其辨四州河所经之域皆合，而《职方氏》又曰东北曰幽州，其川河沛。幽州薄海，盖言其入欤？九州之地，雍、豫高而兖、冀下，幽州东北又下。而河起西北，所从来高，故其始犹委蛇稍南，及其下龙门，则流駃竹箭也。《禹贡》曰：「导河积石，至于龙门。南至于华阴，东至于厎柱，又东至于孟津，东过洛汭，至于大伾，北过降水，至于大陆，又北播为九河，同为逆河，入于海」。自积石东流，至于龙门，始折而南者一，又折而东者三，又折而北者再，然后入海。其所涉之地八，此河经营中国之形。而秦晋之河曲战，《公羊》所以言河曲，疏矣，河千里而一曲者也。自张骞通西域，积石之西往往可纪。出玉门关有两道：一从鄯善，傍南山；一从车师，傍北山。皆被河西行，至莎车为南道，至疏勒为北道。而西域三十六国，皆在匈奴之西、乌孙之南，北有大山，中央有河，东西六千馀里，南北千馀里。其河盖两源：一出葱岭，一出于阗，合而注蒲菖海。蒲菖海，所谓盐泽者也。葱岭之西既不说有河，于阗之西又水皆西注，意河源为出于此。盐泽去玉门阳关三百馀里，广袤三百里。其水亭居，冬夏不盈耗，皆以为潜行地中，南出于积石，为中国河云。而《穆天子传》说：「天子饮于枝渚之中、积石之南河」。积石名南河，则与张骞所谓「南出于积石」者又类。而学者据经有「导河积石」，当为河源，岂积石之西河自行地中，故禹不治？而「导河积石」，特言施功自积石始，亦不说河源也。积石在金城西南，龙门在绛州龙门，厎柱在西虢，孟津在洛北，洛汭在巩，大伾在泛，降水在信都，大陆在钜鹿，其地皆可考。而《水经》诸家图河所道，盖自积石山始西南流，又东流入塞，过燉煌、酒泉、张掖郡南，与洮合。过安定、北地郡，北流过朔方郡西，又南流过五原郡南，又东流过云中、西河郡东，又南流过上都、河东郡西，然后乃出龙门，而又南流至于华阴。故《吕览》说：龙门未开，河出孟门东大溢，是谓洪水。禹凿龙门，始南流也。自龙门至潼关与渭合，至巩与洛合，而伊、洛、瀍、涧四水合流，所谓「伊、洛、瀍、涧既入于河」也。与济合成皋，与沁合武德，乃道黎阳、钜鹿而北播为九河，所谓徒骇、太史、马颊、覆釜、胡苏、简洁、钩盘、鬲津者也。此九河者废滋久，独汉成帝时许商上书言古记九河之名，有徒骇、胡苏、鬲津，今在成平、东光、鬲界中。自鬲津以北至徒骇间，相远百里，后世因谓许商言三河三县，则徒骇在成平，胡苏在东光，鬲津在鬲县可知。以《尔雅》之次考焉，则徒骇最北，鬲津最南，而六枝者包其间。然郑康成谓九河，齐桓公塞之，同为一河，齐居东，信如康成言，塞其八枝以拓地，则自桓公而来，河所行盖独徒骇矣。而太史公、班固又皆称禹，以谓河所从来者高，水湍悍，难以行平地，数为败，乃酾二渠以引其河：一贝丘，一漯川。北载之高地，过洚水，至于大陆，播为九河，同为逆河，入于勃海。二渠于《禹贡》无见，不知太史公、班固何从言之？「岛夷皮服，夹右碣石，入于河」。岛夷，海曲；碣石，海畔山。夹山之右，溯而入河，以达冀州，则禹时河入海盖在碣石也。《地理志》：碣石在北平骊城县西南。计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馀里，而河入勃海，盖汉武帝元光三年，河徙东郡所更注也。而言禹时河入勃海，何哉？周定王五年，河始徙，见于《周谱》，班固言之。又秦攻魏，决河灌其都，决处遂大，不可复补。去古逾远，移徙难得而考，而言禹酾二渠，又何哉？《孟子》曰：「禹之治水，水之道也」。历三代无患以此。自荥阳下引河，东南为鸿沟，以通宋、郑、陈、蔡、曹、卫、济、汝、淮、泗会于楚。而禹功既微，齐与赵、魏因河为境，而堤防寖兴，弛障谷之禁，以邻国为壑，凿一孔，开百窍，如瓮敝漏，渐以不补，则后世河数为败，非天时也。汉而下，井源益烦，以漕以溉，甘利而昧害。东汇西引，河用屡窘，使不得一日安流，则狂怒衍溢，亦固其理。摭其著者言之：武帝时，郑当时引渭穿渠，起长安，旁南山下至河；番系引河溉汾阴蒲坂下。自是之后，朔方、西河、河西、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矣。宣帝地节中，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，复穿渠直东。魏正始中，亦穿广漕渠，引河入汴。晋太始中，亦凿陕南山，决河注洛。隋仁寿中，亦堑自龙门厎临清关度河。大业中，复开通济渠、永济渠，以引谷、洛、沁水。开元中，避三门之峻，亦北凿石渠至它川谷，颇引以溉漕。而乱水之理，助河为败者往往而有。始自汉兴三十有九年，孝文时决酸枣，东溃金堤。于时东郡虽大兴卒塞之，而河之为患，因浸寻滋甚。元光中，徙顿丘，东南注勃海，决瓠子，东南注钜野。元封中，决馆陶，分为屯氏河。永光中，决清河灵鸣犊口。建始中，决馆陶、东郡金堤，又决平原，入济南、千乘。建国三年，决魏郡。贞观中，坏陕州河北县，毁河阳中潬。开元中，决博州、棣州。大和中，决棣州。开成中，决郑滑。乾宁中，圮滑州。其馀堤防人力所不备，若大雨霖，漂坏郡县，病人民，至不可胜纪。陵夷五代，以迄宋兴，岁屡败，其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战国及秦，用兵不遑暇事河。而元光中，再决二十馀年，比塞辄复圮，兴役最大，《瓠子之歌》，其词哀焉。今考之武帝时至于王莽，言河利害，大概十五家。其言非忠而近似者一，其甚疏者一，其不切者一，其害焉者一，其一时或利或害者二，其可行无害者十。而十者之论，其详者曰贾氏。窃以谓汉治河尽此，故备论之。始决瓠子，田鼢奉邑食鄃。鄃居河北，河决而南，则鄃无水灾，言于上曰：「江河之决皆天事，未易以人力彊塞之」。鼢要以为食鄃计，无意国事，而其言「未易以人力彊塞者」良可用。此言非忠而近似者一也。齐人延年言：「河出昆崙，经中国，注勃海，此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。可按地图，开大河上领，出之胡中，如此则关东长无水灾，北边不忧匈奴」。延年议闳大，然归于狂悖，且有天地则有此河，其行流有域，禹不能改，而延年欲改之，此甚疏者一也。谷永言：「河，中国之经渎，圣王兴则出图书，王道废则竭绝。今溃溢横流、漂没陵阜，异之大者也。修政以应之，灾变自除」。王者孰不欲奉天理物？然天时人事，其应岂皆若符节？尧犹有九年之患，禹犹有四载之勤，尧禹岂不知修政以应之哉？此不切者一也。杨焉言：「从河上下，患厎柱隘，可镌广之」。上从其言，镌之裁没水中，不能去，而令水益湍怒，为害甚于故。是岁渤海、清河、信都灌县邑三十一。禹治水盖亦凿龙门，披山通道，至不可胜言。厎柱岂不可镌？而焉无其术，故壅阏为败。此害焉者一也。郭昌使行河，北曲三所，水流之势皆斜直贝丘，恐水盛，堤防不能禦，乃更穿渠直东，民便安之。后三岁，河水更从故第二曲间复斜直贝丘，百姓寒心。孙禁以谓「可决平原金堤间，通大河，令入故笃马河。至海五百馀里，水道浚利，又乾三郡水地，得美田，省吏卒治堤救水」。二者其言异，而大概利害杂，故为说同。郭昌渠始通利，后不便，较然可知。笃马河在九河南，失水之迹，然以舒民财力为便。此或利或害者二也。自昔之患，以故道之湮，与堤防揵菑，与河争胜负，故凡言分河救水怒，与观水势复禹之旧、无与水争地者，其言皆可用，无害。冯逡为清河都尉，言：「郡承河下流，土壤轻脆易伤，顷所以阔无大害者，以屯氏河通两川，分为流也。今独一川兼受数河之任，虽高增堤防，终不能泄。屯氏河新绝未久，又其口所居高，于以分杀水势，道里便宜，可复浚，以助大河泄暴水」。屯氏河北塞宣房，北决所为，东北经魏郡、信都、渤海入海，盖近禹故道。会许商白不用，后果复决馆陶。李寻、解光言：「阴气盛，则水为之长，故一日之间昼减夜增，江河满溢。所谓水不润下，虽常于卑下之地，犹日月变见于朔望，明天道有因而作也。可且勿塞，以观水势。河欲居之，当稍自成川，跳出沙土，然后顺天心而图之，必有成功，而用财力寡」。寻、光要近于阴阳之学，而其言「观水势所欲居则易为功」，岂可易哉！张戎言：「河水重浊，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，今民皆引河、渭山川水以溉田。春夏乾燥，少水时也，故使河流迟，贮淤而稍浅，雨多水暴至，则溢决。而国家数堤塞之，稍益高于平地，犹筑垣而居水也。可各顺从其性，勿复灌溉，则百川流行，水道自利矣」。灌溉有不应导而导，堤防有不应塞而塞，戎之言可谓近古。许商说：「古记九河之名，有徒骇、胡苏、鬲津，今见在成平、东光、鬲界中。自鬲津以北至徒骇间，相去二百馀里，今河虽数移徙，不离此域」。商明算计，能商功利，且当是时，三河者庶计可索，惜乎其事不究也。韩牧以谓：「可略于《禹贡》九河处穿之，纵不能为九，但为四五，宜有益」。王横言：「河入勃海，勃海地高于韩牧所欲穿处。往者天常连雨，东北风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。禹之行河水，本随西山下东北去。《周谱》云定王五年河徙，则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。使缘西山足乘高地而东北入海，乃无水灾」。牧、横亦皆欲求禹之旧，求禹之旧固无不可，而岁久难识。迄于今，河移徙无常处。自冯逡、李寻、解光、张戎、许商、韩牧、王横七人，虽议各不同，而要之逡欲杀水怒，寻、光欲观水势，戎欲顺水之性，商、牧欲求禹之迹，横欲使缘西山东北入海，故其言皆近。而横与平当、关并、贾氏之上策，不独在汉，事虽施之方今，大较不能改也。平当言：「九河皆填灭，按经义治水，有决河深川，而无堤防壅塞之文。河从魏郡以东北多溢决，水迹难以分明，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」。夫决百川距海，浚圳浍距川，见于《书》。且水因地以制流，故在《易》：「地上有水，比」。水行地上，乃有堤防，堤防之法为不得已。平当可谓能知经矣。关并：「河决率尝于平原、东郡左右，其地形下而土疏恶。闻禹治河时，本空此地，以谓水猥盛则放溢，少稍自索，虽时异处，犹不能离此。上古难识，近察秦汉以来，河决曹、卫之域，其南北不过百八十里者，皆空此地，勿以为官亭民舍而已」。夫水所欲居，人固不能夺，始宅之，河又荡去。岁如是，曾不爱，独爱百八十里哉？关并可谓能知务矣。至贾氏之上策，不欲与水争地，盖与平当、关并之论合。其言曰：「古者立国居民、疆理土地，必遗川泽之分，度水势所不及，使秋水多，得有所休息，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。夫土之有川，犹人之有口也。治土而防其川，犹止儿啼而塞其口，岂不遽止，然其死可立而待也。故曰：『善为川者，决之使道；善为民者，宣之使言』。盖堤防之作，近起战国。齐与赵、魏，以河为境。齐作堤，去河二十五里；赵、魏亦为堤防，去河二十五里。虽非其正，水尚有所游荡。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，远者数里，迫隘如此，不得安息。今行上策，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，决黎阳遮害亭，放河使北入海。西薄太山，东薄金堤，势不能远泛，期月而定。且以大汉方制万里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！此功一立，河定民安，千载无患，故谓之上策」。自禹迹废，由汉至宋兴，千有馀年。河决自黎阳而下，远者数百里，近者数十里间耳。故贾氏言「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，决黎阳遮害亭，放河使北入海。西薄太山，东薄金堤，势不能远泛」。以今形势所直考之犹是。窃以谓贾氏之策，不独在汉，事虽施诸方今，为久远虑，不能加者如此。至难者曰：「若如此，败坏城郭、田庐、冢墓以万数，百姓怨恨」。盖贾氏亦能言矣。以禹治水，山陵当路者毁之，故凿龙门、辟伊阙、折厎柱、破碣石，堕断天地之性，至城郭、田庐、冢墓，此乃人功所造，何足言也？又以谓濒河十郡，治堤岁费且万万，及其大决，所残无数。如出数年治河之费，以业所徙之民，宜亦便利。自冯逡至贾氏十家，考之汉事与方今，其言皆可行而无害。然即目前之安，舒岁月之力，则诸家者皆能道。若夫始难而终易，暂劳而永逸，则王横、贾氏西山、黎阳之议，于今犹上策。至贾氏中策，言多穿漕渠，下策言堤防，盖无足道者。昔晁错议削六国，天下皆曰晁错愚，然汉卒无祸，赖错发之。夫必有大害，然后有大利，西山、黎阳何以异此？虽然，此可谓智者道，难为流俗言也。晋魏迄唐至五季，言水利者不乏无著见者，独唐贾耽尝绘布陇西，且载河所经受，为图上之，亦不及治河也。祖宗深悯河患，治遥堤，置使，置判官，开分水河为斗门，开减水河，在乾德二年、三年，太平兴国七年，淳化四年，景德四年，其事详于国史。而开宝五年诏：「澶、卫数州，霖雨荐降，洪河为患。每阅《夏书》所载，但言导河随山浚川，未闻力制湍流、广营高岸。自战国专利堙塞故道，小以妨大，私而害公，九河之制遂隳，历代之患未弭。凡缙绅多士、草泽之伦，有素习河渠之书，深知疏导之策，若为经久，可免重劳，并诣阙上书，附驿以闻」。深惟开宝诏书最为近古，圣谋远览，虑河之意，尤出上策，而天下未有应者。岂所谓为政善，因祸而成福、转败而为功，若管仲才者世固鲜哉？其后，景德中，李垂上《导河书》，言今魏县之左，河势东折，不如《书》说，北至于大陆，又亡其迹，盖周末失道，为衡、漳所湮矣。而《汉志》，禹所酾二渠，曰东为漯川者，乃今泉源赤河；曰北出贝丘者，乃今王莽故渎。而汉塞宣房所行二渠，盖独漯川。其一则汉决之，起观城，入蒲台，所谓武河者也。贝丘，王莽时既空，而澶、滑比多坏者，以地平不固。故欲河出大伾、上防、太行三山之间，起大伾西南八十馀里曹魏所开枋头河之东，引河北行微东，挟御河通王莽故渎。北经清丰、大名之西，历洹水东、馆陶南，而北合赤河，以通于海。起大伾、合赤河，盖五百七十里，两厓倍之，为一千一百四十里，去冈麓古障八百四十里，治新防三百里。为用力寡，大概近汉王横欲缘西山足乘高地而东北入海者。其说九河故迹，皆在平原而下，独简河亡，则与许商、王横之说异。然垂之议，以谓河患率在澶、滑，未至九河则已决矣，九河奚利哉？又欲自白马派河为六，以助杀水怒，则与贾氏议多穿漕渠者颇类。事下任中正等，中正等言：「垂所述自禹至汉河所流行，甚详，其言起白马派为六者，河湍激，难制其势，或合而一，恐不能各从所导。借使必为六，是有六河口也，堤防之功为难」。于是垂议寝。后用事者，往往言水利，以其无大改，更不皆载，独载孙民先奏。民先奏曰：「窃观旧河，两厓间相去数十里，而河流常薄西岸，以此知东地形高而河欲西迁之验也。今魏、恩、冀之西，相、邢、洛之东，皆古陂地斥卤，东西二三十里，南北数百里，其西薄西山，其东薄金堤，其中地形下隐如故渠。比河决，及御河、漳水溢，皆合流其间，以谓是盖降水大陆故迹，可决王供水冲，使河行此地，过乾宁，合独流口以入于海」。民先议河，大较与李垂不异，世多言垂、民先议为近。又比岁卒溃小吴，而澶渊东故渠遂竭，河果自清丰、大名西派为三、四，乃东北注，髣髴如垂、民先所欲导云。至汉王延世之徒事塞河，三旬立塞，世皆以为才，窃谓犹救火家以焦头烂额见客者，故不记。与夫计向背、度缓急，版筑茭薪、水工河卒，岁储月积、增卑倍薄，凡河之近务，则有司存。

王莽河一径水自大名界下合大流，注冀州；及临清徐曲。御河决口、恩州赵村坝子决口两径水，亦注冀州城东。若遂成河道，即大流难以西倾，全与李垂、孙民先所论违背，望早经制。

或问：「太古何如」？曰：「不今日如也」。「何以言之」？曰：古之人寒衣而饥食，贪生而畏死，不殊于今也。喜怒哀乐、好恶畏欲，与民俱生，非今有而古无也。古之人食鸟兽之肉、草木之实，而衣其皮，鸟兽日益殚，草木日益稀，人日益众，物日益寡。视此或不足，视彼或有馀，能相与守死而勿争乎？争而不已，相贼伤，相灭亡，人之类盖可计日而尽也。圣人者，悯其然，于是作而治之，择其贤智而君长之，分其土田而疆域之，聚其父子、兄弟、夫妇而安养之，施其礼乐政令而纲纪之，明其道德、仁义、孝慈、忠信、廉让而教导之。犹有狂愚傲很之民悖戾而不从者，于是鞭扑以威之，鈇钺以戮之，甲兵以殄之。是以民相与安分而保常，养生而送终，繁衍而久长也。及周之衰，先王之道荡覆崩坏，几无馀矣，其不绝者，纤若毫芒。自非孔子起而振之，廓而引之，使闳大显融，以迄于今，则生民之众，几何其不沦而为禽夷也？今国家所以奉事孔子非轻也，庙食于国、于州、于县，以岁时陈其俎豆，鸣其金石，以礼飨之。自天子之贵，亲北面而拜焉。所以然者，非一人之私，为道存也。然吏于州县者，或以簿领鞭扑为急务，视孔子之祠及学校废为馀事，置之曾不谁何。彼真俗吏，无足道者。闻喜自前世固󲦤绅大夫之林薮也。县有孔子庙，咸平中，武吏慈释回修之，尉李垂为之记。厥后继而为长者，其严事孔子之心，不能及释回。于是庙屋隳顿，垣墉圮缺，草树荒椔，碑石断仆，况于乡饮酒之容，弦诵之音，固不可得而睹闻矣。今大夫马君至而叹曰：「呜呼！为川者知防而不知浚，则横溃而不禁。为民者知怒而不知教，则愁怨而不从。故善为川者，相高下而导之；善为民者，明是非而告之。是以为者逸而从者易，物遂性而功速成也。今为吏者不能揭先王之道以教人，而曰吾专任刑罚，亦足为治者，是掩民之耳目，而以陷阱俟之也，不仁孰大焉」！乃属邑中之贤士大夫而告之曰：「今孔子之庙废而不修，士无所讲其业，民无所承其化，斯岂惟令之罪，亦二三子之耻也」。皆曰：「斯固邑人日夜所不忘，而不敢请者也。今明府有命，是天相圣人之道，而以明府赐邑人也，敢不奔走而承之」。乃相与歛材聚工，葺屋之隳而壮大之，修垣之圮而高厚之，去木之椔而改树之，起碑之仆而更刻之。民不加赋，吏不告劳，不日而新庙涣然成矣。于是，邑中之贤士大夫相与朝夕诵尧舜之书，咏商周之诗于其中，彬彬然有邹鲁之风矣。噫！马君之于学也，既正其基矣，犹未也。今之吏率三岁而更，后之人继而长于斯者，宜勿替马君之功，引而伸之。学者宜卒成马君之志而张大之，知人所以严事孔子者，非徒饰其祠、诵其文也，固将明其道，循其法，心谕而身行之，使近者悦化，远者慕效。繇邑及于乡，繇乡及于家，父靡不慈，子靡不孝，兄靡不友，弟靡不恭。夫然后知学之成而为益大也。夫道之污隆，岂有常邪，人为之则存，不为之则亡，非道去人，人去道也。古者至治之时，或耕者推畔，行者推涂，狱讼不兴，盗贼不作。彼风俗若是之美者，岂古则可为，而今不可为邪？繇教之未至故也。今基既正矣，其馀则勉之而已矣，何惮不及于古邪？人之言曰：「古民淳质故可教，今已伪薄，故不可教」。是瞽惑之言，不足稽也。于庙之成，马君谓光旁县之人也，宜为之记。光以不文，辞不敢为，使者三返而不获命，因直述所闻而书。时某年月日也。

商湖决三十馀年，所行河道，填淤渐高，不惟岁增堤防，时正泛溢。为今之计，其说有三，谓商湖与横垄故道及禹之旧迹。商湖、横垄，地势高平、土性疏恶，皆不可复，复之亦不足以持久。惟大禹旧迹故渎尚存，在大伾、太行之间，地卑而势固，故秘阁校理李垂与今知深州孙民先皆有修复之议。乞令民先暂交职事，同河北转运司官一员自卫州王供埽讫于海口案视。

臣某言：惟天申命，乃圣成能，即春大朝，受国新宝。函覆所被，呼舞攸同（中贺。）。窃以器不相沿，文因久息。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先得于斯；神而明之存乎人，夫然后作。及其成也，又有相之。恭惟皇帝陛下德业大成，治收假溢，考舜工而制乐，续禹绪而铸金，命适至于汤齐，事悉臻于周备。载更八纽，示永赖于流传；永祚亿年，为无穷之保用。臣恭想大廷之拜贶，实均庶类以承休。